原标题：全省军休干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举行 　　中国甘肃网6月19日讯 据甘肃日报报道（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一百年征程浩荡，五十载初心如磐。6月17日下午，甘肃省军休干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平凉市军干所举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有关负责人向全省857名在党50年军休老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现场为平凉市13名党龄50年军休干部党员颁发纪念奖章。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2021年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现场，黄俊生等13位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依次走上台接受纪念章，佩戴上纪念章的老党员虽然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他们努力挺直腰杆，用标准的军礼表达军人的荣光和自豪，仪式现场掌声雷动。 　　今年72岁的纪念章获得者传贺林说：“我已有52年党龄，感谢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要继续保持军人本色，不忘初心，赓续光荣传统，为党和军队建设事业发挥余热。” 　　平凉市共有17名军休干部党员获颁纪念章，他们中最年轻的今年70岁，最年长的已有90岁，对因身体原因没有来现场参加仪式的老党员，工作人员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走访慰问活动上门颁发，确保在“七一”前完成纪念章颁发工作。

　　南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高地。80多年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时间上一般是指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到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地理上是指东到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至耀县的广大地区。毛泽东曾说，“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总体上讲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我2009年来甘肃的时候，总结其为‘两点一存’，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进而成为落脚点、出发点，至少有10个方面的原因。 　　一、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使革命有了定盘星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突出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有益贡献。 　　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使根据地有了“活的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斗争的血雨腥风中，革命先辈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根植于中国西北大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断克服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干扰，在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西北民情、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地处西北一隅的艰苦条件下创建和发展的根源所在。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习仲勋“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  　　三、坚定的信仰、信念和信心，使革命的理想高于天 　　根据地的创建和壮大，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革命先辈从不灰心，以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勇气坚持斗争，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特色的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路。他们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弹尽粮绝的困境，还是遭受党内错误路线的迫害，都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陕甘边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们为了寻找党中央，想尽各种办法，曾多次派人带足路费，去上海等地寻找党中央。比如，两当兵变失败后，刘志丹就对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还比如，在1935年秋的错误肃反中，面对党内“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无理指责、无辜撤职和无端关押，甚至随时可能被处死的严酷现实，刘志丹始终以对党的耿耿丹心泰然处之，并说“同志们不要对党有二心”；有人帮助被关押的习仲勋逃跑，他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东征前夕，刘志丹让习仲勋转告陕甘边那些遭受了冤屈的同志们：“中央来了一切都好办了，不管分配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去干好。”这种精神和魄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基石。正如习仲勋所说的，“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四、务实的军事斗争，使根据地确立了“三色”建军策略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经历清涧、渭华、两当、靖远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认为，“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他们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从而打开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局面。他们紧密结合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把革命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的方针，形成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模式，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而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而当时，我们党在南方创建的十几个根据地相继丢失。这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探索形成了“梢林主义”的根据地创建模式、“借水养鱼”“三色建军”的军队建设思想、“狡兔三窟”式的游击战术。这为丰富我们党的建军思想和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实践经验。 　　五、建立民选的苏维埃政府，推行了顺民心的十大政策 　　革命先辈在军事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在南梁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前，曾先后在甘肃正宁的寺村塬、陕西耀县的照金建立苏维埃政权。选举南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时，据刘志丹之女刘力贞回忆：“那个时候的选举是点豆豆，选举被选的人坐那儿，后头有个碗，点黄豆”。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政府主席习仲勋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颁布实施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等“十大政策”，形成了一套深受广大军民、各界人士拥护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举措。比如，注重发展工商业，开设集市、保护商贩、搞活流通，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针对当时货币混乱的局面，设立了边区政府银行，发行苏区货币，便利了群众的经济生活，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繁荣了根据地经济。这些政策充满了执政的智慧和艺术，推动根据地开辟了全面巩固、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赢得了人心，使南梁成为百姓向往的好地方，也让军事斗争有了稳固的后方。 　　六、创造性实行统一战线，为根据地生存发展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最早践行和探索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地方之一，探索出了一套适合陕甘地区实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他们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哥老会则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统战关系；对国民党开明人士、乡绅，则积极做工作、争取联合。在确定中心区域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聚集和扩大统一起来。这些策略对建立游击队、补充红军兵源、巩固发展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在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历史经验时就说，“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 　　七、不屈不挠的革命传统，为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看似不起眼的陕北，竟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占有独特而非同一般的地位，而每个领域的研究探索都与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陕甘革命根据地范围包括20多个县，也是当时泛指的陕北。这里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人文初祖轩辕帝，是大禹治水的始足地，周文化、戎狄文化的发祥地。可以说，汉民族文化的一切形态和特征，都是从这里繁衍开来、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黄河、长城、黄帝陵在这里交会，为这块古老的黄土地披上了神秘的色彩。100多年前，一名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在延安实地考察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延安府的历史不会是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老。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历史上的延安府，就包括当时的陕甘革命老区的大部分地方。这里是个大气场，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还是客居的异乡人，只要投入她的怀抱，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神在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一股精神的能量直冲心底。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块地方阶级矛盾尖锐，土地高度集中，自然灾害和兵匪频繁。1930年前后，陕甘田赋附加税与苛捐杂税多达100余种。苛捐杂税名义上是地亩摊派，实际由甲长、“粮头”肆意增田赋，索要粮款。1920—1930年陕西、陇东等地连续三年大旱，“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糠菜半年粮，孩子饿断肠”。赤地千里，田间颗粒无收，树皮草根掘食已尽。庆阳北部几道川的土地几乎被“恒义兴”（李子良）等“八大家”兼并，“恒义兴”一家就占地7万余亩。沉重的地租、高利贷盘剥，频繁的灾害，土地兼并，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同时，靖国军、国民军等军阀部队走马灯似地控制、袭扰当地，它们各自为政，争权夺地，矛盾重重，国民政府统治相对薄弱。当时，蒋介石正倾全力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无暇西顾。“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因此，南梁周边有了比较充分的革命基础，这里的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热心革命、拥护革命、积极参加革命。群众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红军，腾房间、筹军粮、当向导、探敌情、踊跃参军，把苏维埃当自己的政府。1934年5月，为保住游击队活动方向的秘密和红军埋藏的枪支弹药，华池阎家洼子42名苏维埃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6人被铡刀铡死，其余人员全部被活埋。这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鱼水相存的党群、军群、政群关系，正是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边区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中明显优势之所在。 　　八、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革命根据地的壮大有了源头活水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斗争实践中，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了人民生活，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为开创革命新局面提供了坚强保证。红军视人民如父母，时时处处替人民大众着想，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战斗行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打扰群众，不给群众添任何负担。刘志丹说，“我相信，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吃掉我们，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被当地人称为“谢青天”的谢子长，战斗负伤、积劳成疾，去世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习仲勋在领导南梁政府工作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家访贫问苦”“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毛泽东曾评价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由于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建立了真正的铜墙铁壁，陕甘革命根据地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九、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区位，为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回旋空间 　　南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雄伟的子午岭横陈陕甘宁18个县，沟壑纵横、梢林遍布，山河阻隔，西面有六盘山横断，北面绝于沙漠和黄河，大兵团作战困难。同时，距周边省会城市西安、兰州较远，进可四达，退则自守，攻则长驱直入，守则铜墙铁壁，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回旋余地较大。明末李自成、清末刘四等就在这里点燃了反抗压迫的烽火。这些都为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壮大提供了时空条件。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在这里落脚以后，有了山险及森林可依，向北可以辐射广袤的塞上，向南能直逼关中、西安，向东可以控制咸阳至榆林公路，向西可以威慑至兰州大道，不仅利于红军生存，也利于红军北上抗日和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从而成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这就把这块根据地推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可见，以南梁为中心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支撑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促蒋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出发点。 　　十、出众的领袖风采和人格魅力，为根据地凝聚了广泛的精神力量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提出了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像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习仲勋在天安门上观礼时这样感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并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人所具有的大爱、无我、担当、顺势而为和激励大家一起干等宝贵品格。他们是大爱的典范，拥有对革命必胜的信仰、信念和信心。1925年，刘志丹在加入中国共产党誓言中写道，“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回忆，“家里老人常说：‘他是个不知有家的人’。他不知有家，这是因为他心中有着大家，有着国家”。他们始终无我，把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谢子长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献出了生命，他坚定地说“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直到生命的最后还说：“老百姓怕我死，这个心情好理解。只可惜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他们勇于担当，“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面对兄弟党组织乃至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在错误肃反中身陷囹圄，他们都能不计得失，将生死置之度外，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纪律观念，使党和红军保持了强大凝聚力。比如，1934年在阎家洼子会议上，陕北红军代表武断地指责刘志丹、习仲勋等是“逃跑主义”“梢林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尽管被误解，但刘志丹、习仲勋等仍然坚持从团结对敌的共同目标出发，主动支援陕北，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求实开拓、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们不迷信书本教条，勇于自我革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通过包家寨会议等纠正错误路线和方针，坚持走实事求是的井冈山道路。这些品格不仅激励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斗争到底，又激励着身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跟着他们一起干、一起斗争，一起走向成功。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才使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进而成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起承转合作用，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出了低谷，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作者欧阳坚，甘肃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原标题：2021年甘肃省暨兰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张世珍出席并讲话 　　中国甘肃网6月9日讯 据甘肃日报报道（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曹立萍）6月8日上午，2021年甘肃省暨兰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副省长张世珍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张世珍指出，近年来，全省食品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向好态势。各级各有关部门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要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职责，强化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第一责任人职责，用心用力抓好责任落实，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守卫者和保护者。 　　张世珍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提高依法监管的水平，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切实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控制产品风险，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执法力度，通过“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监管和建立健全消费者监督机制、增大食安犯罚成本等措施，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广大生产经营者要熟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要求，自觉履行法定责任和义务，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全省各行业、各团体要广泛开展反食品浪费法宣传教育，开展“光盘行动”，引导全社会养成节约习惯，不断增强公众“尚俭崇信”的食品安全理念，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原标题：甘肃省委两常委邀”90后”网络作家促膝沙龙超时60分钟  　　5月21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融合发展专题沙龙在兰州举行。　丁思　摄 　　中新网兰州5月21日电 (记者 殷春永 丁思)“甘肃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因素，使得甘肃如同一个巨大的素材宝库，为创作者提供丰富的创作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1日，甘肃“90后”网络作家刘金龙在兰州谈及网络文学时说，甘肃网络文学作品承载了西北人独有的豪放却不失细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网络文学生态。 　　当日，甘肃举行了一场关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融合发展的专题沙龙”，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嘉毅与多位甘肃籍知名网络作家，以及省文旅、教育界、媒体界人士共话网络文学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刘金龙说，近年来，网络文学事业迎来一轮新的高速发展，形成了新规模、新格局。据统计，甘肃现有网络文学从业人员已超过2000人，新作、佳作不断涌现，如《唐砖》《山根》《大医凌然》等作品。 　　“当前甘肃网络文学领域，正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影响力与市场潜力不断扩大。”刘金龙建议，要进一步优化创作环境、鼓励甘肃网络文学走出去，打造甘肃网络文学产业中心，成为引导和扶持甘肃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多位参会网络作家提出，作为甘肃文化的产业地标《读者》，希望能够在该街区建设中规划中国西部网络文学产业园，建成以网络文学、音视频、数字阅读、网络动漫游戏、数字音乐、数字版权、区块链数字文化等多种形式内容为核心，集培训、生产、审核、孵化、版权、出版、发行、IP、投融资、产业聚合等服务。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稳步增长至4.67亿，占全部网民数量的47.2%。中小城市网络文学下沉用户日益增多，显示出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持续激发了网络文学行业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网络作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这在网络作家许万杰看来，与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网络文学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提供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平台与空间，也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各种层面的打工人、农民都有，年龄段从10岁到65岁。” 　　“我们虽然是网络作家，在网络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在现实中，我们却有着这样那样的尴尬。”许万杰说，如今，网络文学作家的培养和社会身份的认可亟待解决，比如网络作家在加深作品精品化、品牌化的同时，能够和传统文学平台进行线上、线下合作，实现共赢。 　　图为甘肃网络作家作品封面或海报的拼图。　丁思 摄 　　从月薪千元到影视版权千万，笔名为“孑与2”的网络作家云宏，先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文字超过1700万，纸质出版约为800万字。在他长达10年的网络作家生涯中，共写出5部长篇历史传奇小说，分别为《唐砖》《大宋的智慧》《银狐》《汉乡》《明天下》。 　　“网络文学音频化、商品化、精品出海”是云宏多年来探索的话题。在他看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商品，另外一个则是半商品”。为了让甘肃文学走出去，培养甘肃的年轻网络作家，他在白银成立了文化发展公司，让本土年轻网络作家在有保障的情况下放手去创作。 　　青年人才培养、线上线下作品展示……在当日沙龙的自由讨论阶段，更是引发了多位传统文学作家、企业家的共鸣，讨论氛围热烈，原定午时12点结束的沙龙，不得不延时了60分钟，直至13点大家才离开座位。 　　“今天的沙龙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读者出版集团董事长刘永升听了网络作家的发言后提出了多种具体合作方案，比如成立工作室，为成长阶段的网络作家提供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双方资源互补；再如，在《读者》传统期刊，为网络作家开辟发布的纸质化平台，进行线上线下的多渠道推广，延长和提升网络文学生命力；还有孵化基地、天使投资等模式，以供大家商讨选择。 　　马廷礼说，近些年，网络文学精品不断涌现，但也存在着创新动能不足、脱离现实生活以及套路化、同质化等问题，要鼓励引导网络作家走向广阔天地、观察社会百态、记录时代变迁，回答好“为谁写”“写什么”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培训学习、深入采访、采风考察等机会，帮助他们在表达“大我与小我”“时代与世界”“传统与变革”“理想与真实”中更好地成长进步。 　　马廷礼提出，要把产业“搞上去”，打造新时代“新读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有莫高窟这样的艺术瑰宝，有伏羲这样的神话传说，有“读者”这样的金字招牌，还有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这样的战略平台，要用好这些资源和平台，加大整合力度，推动网络文学规模化、全产业链化，让甘肃文化产业赶上互联网发展的“风口”，开辟出一片“新蓝海”。还要让网文“走出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出更多精品，推动“网文出海”，推广海外市场，宣传推介甘肃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王嘉毅说，鼓励支持正面正向的网络文学创作，挖掘培养网络文学创作人才，打造形成甘肃省网络文学品牌。希望网络作家群体凝聚正能量，注重重大现实题材的创作，进一步壮大队伍，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完)

　　原标题：尹弘会见孙宏斌一行 　　中国甘肃网5月8日讯 据甘肃日报报道（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富贵）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弘5月7日在兰州会见了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一行。 　　尹弘对孙宏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甘肃历史文化厚重，地理地貌多样，旅游资源富集，“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知名度不断提升，文旅产业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地企双方深化文旅、康养、地产、商务会展等领域务实合作，助推甘肃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企业在甘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 　　孙宏斌表示，非常看好甘肃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石谋军、李沛兴一同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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