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高地。80多年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时间上一般是指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到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地理上是指东到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至耀县的广大地区。毛泽东曾说，“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总体上讲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我2009年来甘肃的时候，总结其为‘两点一存’，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进而成为落脚点、出发点，至少有10个方面的原因。
一、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使革命有了定盘星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突出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有益贡献。
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使根据地有了“活的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斗争的血雨腥风中，革命先辈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根植于中国西北大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断克服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干扰，在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西北民情、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地处西北一隅的艰苦条件下创建和发展的根源所在。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习仲勋“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
三、坚定的信仰、信念和信心，使革命的理想高于天
根据地的创建和壮大，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革命先辈从不灰心，以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勇气坚持斗争，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特色的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路。他们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弹尽粮绝的困境，还是遭受党内错误路线的迫害，都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陕甘边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们为了寻找党中央，想尽各种办法，曾多次派人带足路费，去上海等地寻找党中央。比如，两当兵变失败后，刘志丹就对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还比如，在1935年秋的错误肃反中，面对党内“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无理指责、无辜撤职和无端关押，甚至随时可能被处死的严酷现实，刘志丹始终以对党的耿耿丹心泰然处之，并说“同志们不要对党有二心”；有人帮助被关押的习仲勋逃跑，他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东征前夕，刘志丹让习仲勋转告陕甘边那些遭受了冤屈的同志们：“中央来了一切都好办了，不管分配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去干好。”这种精神和魄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基石。正如习仲勋所说的，“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四、务实的军事斗争，使根据地确立了“三色”建军策略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经历清涧、渭华、两当、靖远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认为，“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他们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从而打开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局面。他们紧密结合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把革命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的方针，形成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模式，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而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而当时，我们党在南方创建的十几个根据地相继丢失。这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探索形成了“梢林主义”的根据地创建模式、“借水养鱼”“三色建军”的军队建设思想、“狡兔三窟”式的游击战术。这为丰富我们党的建军思想和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实践经验。
五、建立民选的苏维埃政府，推行了顺民心的十大政策
革命先辈在军事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在南梁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前，曾先后在甘肃正宁的寺村塬、陕西耀县的照金建立苏维埃政权。选举南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时，据刘志丹之女刘力贞回忆：“那个时候的选举是点豆豆，选举被选的人坐那儿，后头有个碗，点黄豆”。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政府主席习仲勋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颁布实施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等“十大政策”，形成了一套深受广大军民、各界人士拥护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举措。比如，注重发展工商业，开设集市、保护商贩、搞活流通，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针对当时货币混乱的局面，设立了边区政府银行，发行苏区货币，便利了群众的经济生活，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繁荣了根据地经济。这些政策充满了执政的智慧和艺术，推动根据地开辟了全面巩固、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赢得了人心，使南梁成为百姓向往的好地方，也让军事斗争有了稳固的后方。
六、创造性实行统一战线，为根据地生存发展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最早践行和探索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地方之一，探索出了一套适合陕甘地区实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他们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哥老会则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统战关系；对国民党开明人士、乡绅，则积极做工作、争取联合。在确定中心区域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聚集和扩大统一起来。这些策略对建立游击队、补充红军兵源、巩固发展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在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历史经验时就说，“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
七、不屈不挠的革命传统，为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看似不起眼的陕北，竟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占有独特而非同一般的地位，而每个领域的研究探索都与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陕甘革命根据地范围包括20多个县，也是当时泛指的陕北。这里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人文初祖轩辕帝，是大禹治水的始足地，周文化、戎狄文化的发祥地。可以说，汉民族文化的一切形态和特征，都是从这里繁衍开来、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黄河、长城、黄帝陵在这里交会，为这块古老的黄土地披上了神秘的色彩。100多年前，一名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在延安实地考察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延安府的历史不会是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老。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历史上的延安府，就包括当时的陕甘革命老区的大部分地方。这里是个大气场，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还是客居的异乡人，只要投入她的怀抱，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神在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一股精神的能量直冲心底。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块地方阶级矛盾尖锐，土地高度集中，自然灾害和兵匪频繁。1930年前后，陕甘田赋附加税与苛捐杂税多达100余种。苛捐杂税名义上是地亩摊派，实际由甲长、“粮头”肆意增田赋，索要粮款。1920—1930年陕西、陇东等地连续三年大旱，“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糠菜半年粮，孩子饿断肠”。赤地千里，田间颗粒无收，树皮草根掘食已尽。庆阳北部几道川的土地几乎被“恒义兴”（李子良）等“八大家”兼并，“恒义兴”一家就占地7万余亩。沉重的地租、高利贷盘剥，频繁的灾害，土地兼并，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同时，靖国军、国民军等军阀部队走马灯似地控制、袭扰当地，它们各自为政，争权夺地，矛盾重重，国民政府统治相对薄弱。当时，蒋介石正倾全力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无暇西顾。“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因此，南梁周边有了比较充分的革命基础，这里的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热心革命、拥护革命、积极参加革命。群众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红军，腾房间、筹军粮、当向导、探敌情、踊跃参军，把苏维埃当自己的政府。1934年5月，为保住游击队活动方向的秘密和红军埋藏的枪支弹药，华池阎家洼子42名苏维埃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6人被铡刀铡死，其余人员全部被活埋。这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鱼水相存的党群、军群、政群关系，正是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边区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中明显优势之所在。
八、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革命根据地的壮大有了源头活水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斗争实践中，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了人民生活，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为开创革命新局面提供了坚强保证。红军视人民如父母，时时处处替人民大众着想，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战斗行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打扰群众，不给群众添任何负担。刘志丹说，“我相信，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吃掉我们，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被当地人称为“谢青天”的谢子长，战斗负伤、积劳成疾，去世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习仲勋在领导南梁政府工作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家访贫问苦”“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毛泽东曾评价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由于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建立了真正的铜墙铁壁，陕甘革命根据地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九、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区位，为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回旋空间
南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雄伟的子午岭横陈陕甘宁18个县，沟壑纵横、梢林遍布，山河阻隔，西面有六盘山横断，北面绝于沙漠和黄河，大兵团作战困难。同时，距周边省会城市西安、兰州较远，进可四达，退则自守，攻则长驱直入，守则铜墙铁壁，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回旋余地较大。明末李自成、清末刘四等就在这里点燃了反抗压迫的烽火。这些都为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壮大提供了时空条件。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在这里落脚以后，有了山险及森林可依，向北可以辐射广袤的塞上，向南能直逼关中、西安，向东可以控制咸阳至榆林公路，向西可以威慑至兰州大道，不仅利于红军生存，也利于红军北上抗日和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从而成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这就把这块根据地推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可见，以南梁为中心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支撑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促蒋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出发点。
十、出众的领袖风采和人格魅力，为根据地凝聚了广泛的精神力量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提出了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像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习仲勋在天安门上观礼时这样感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并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人所具有的大爱、无我、担当、顺势而为和激励大家一起干等宝贵品格。他们是大爱的典范，拥有对革命必胜的信仰、信念和信心。1925年，刘志丹在加入中国共产党誓言中写道，“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回忆，“家里老人常说：‘他是个不知有家的人’。他不知有家，这是因为他心中有着大家，有着国家”。他们始终无我，把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谢子长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献出了生命，他坚定地说“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直到生命的最后还说：“老百姓怕我死，这个心情好理解。只可惜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他们勇于担当，“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面对兄弟党组织乃至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在错误肃反中身陷囹圄，他们都能不计得失，将生死置之度外，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纪律观念，使党和红军保持了强大凝聚力。比如，1934年在阎家洼子会议上，陕北红军代表武断地指责刘志丹、习仲勋等是“逃跑主义”“梢林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尽管被误解，但刘志丹、习仲勋等仍然坚持从团结对敌的共同目标出发，主动支援陕北，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求实开拓、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们不迷信书本教条，勇于自我革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通过包家寨会议等纠正错误路线和方针，坚持走实事求是的井冈山道路。这些品格不仅激励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斗争到底，又激励着身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跟着他们一起干、一起斗争，一起走向成功。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才使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进而成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起承转合作用，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出了低谷，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作者欧阳坚，甘肃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