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宋喜群 王冰雅 光明日报见习记者 王雯静

　　在纸张面世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一枚枚简牍，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有边塞狼烟四起，有驿使马蹄疾驰，有家书堪抵万金……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字载体，竹木简牍记载了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书信往来、政治外交、商贸军事以及书法艺术。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自言献驼直不如实册》 资料图片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